地理考古學視域下孔子的天道觀

作者:陳永寶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原載《鵝湖》第49卷第3期(總號第579期)

 

孔子的天道觀思惟奠基了儒家系統的發展標的目的,它既決定了兩漢經學的發展標的目的,也決定宋明理學的發展脈絡。可以說,天道觀是以地包養網心得盤為中間構建的儒學系統中比較主要體現。分歧學者在論證中國哲學存在的公道性與符合法規性及介紹中國哲學史發展時,都不約而同會談到天道觀的這個面向,足見天觀道的主要性。

 

宋立林傳授在《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晚期詮釋研討》中,包養網車馬費對孔子的天道觀進行了濃墨重彩的描寫,也再次表白了這個研討面向的主要。[1]但是,關于天道論的研討路徑,學界常用的做法是將其集中于形上學的角度進行討論,而對以地盤經濟為中間的形而下的角度論述較少。這種研討取向雖未導致學者對儒學形而下問題的采取否認態度,但勢必導致儒學的一包養意思些主要發展線索被忽視。是以,強調現代先平易近天道觀的形而下的思惟是非常有需要的。

 

一、觀象授時與天道觀

 

觀象授時作為中國現代先平易近農業生產的主要活動,成為了他們懂得世界的認知基礎。天道觀的最後情勢來自現代先平易近為獲得豐收而對天的“敬畏”思惟,是一種對天的尋求和模擬,以“敬授人時”的方法體現出來。

包養網比較 

馮時認為:“文明源于祖先們若何對于他們與天的關系的懂得,或許更明確地說,人類觀測地理的活動以及他們依據本身的理念樹立的天與地或天與人的關系,實際即是文明產生甜心花園的基石。是以,原始人類的地理活動以及原始的地理學不僅是文明誕生的淵藪,並且也是文明誕生的淵藪。”[2]

 

在農業為焦點的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中,人們對地理學中“觀象授時”方式的運用,決定了一年中能否有豐厚的回報。是以,農耕文明的發展需求觀象授時,它構成現代先平易近經濟基礎的一個主要面向。是以,敬授人時與占星術預言外行為中往往構成統治者維持統治的需要東西。[3]

 

從地理到人文的發展脈絡中可推斷出,人對性命的延續的企盼最終要回溯于農耕社會的天理與權力思惟往思慮,進而發現“對天之敬”演變為“對人之敬”的歷史脈絡,是天道觀中關于“敬”思惟的本初的源由。這些思惟在《保訓》[4]的文本中都有所體現,《保訓》通過強調“人與天的溝通必須依賴于人對天時的清楚,這是其終獲天命的最基礎緣由。”[5]

 

于是,在思慮天道觀的面向時,對天然之天的思慮是非常主要的。這種思惟在宋明時期還一向持續。如南宋朱熹就繼承包養網ppt了這種思惟。朱熹曾說‌“渾象之說,前人已慮及此,但不說若何運轉。今當作一小者粗見其形制,但難得車匠耳。‌”[6]又說,‌“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影,細度其長短示及。‌”[7]這可以當作是朱熹對地理之法存在符合法規性的論證,也可見天然之天的天道論思惟殘留的痕跡。

 

天道觀到德性論(或許人道論)的發展歷經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在孔子時逐漸從天道觀中“天生”了德性論,但這種德性論的發展蘊含著濃重的天道論的顏色。

 

以“敬”為例,孔子對“敬”的詮釋仍然傾向從天然之天的“畏敬”開呢,逐漸引導向人們向內心正向的“親敬”轉化。孔子曾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平易近以時。”[8]這里面的“敬”便不在局限于《保訓》中“警惕謹慎”“恭順從命”的“畏敬”,而是勸導先平易近以一種開放的胸懷主動迎接天命思惟的“親敬”。包養心得孔子的“敬”思惟開始擺脫了內在農業行為(如觀象授時)的約束,著重于一種以心為主體的禮學行為(如八佾之舞)。

 

是以,朱熹詮釋說,“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平易近也。”[9]在朱熹看來,以《論語》為焦點的儒家“敬”思惟,本質上還是對天命“敬”思惟的改進某人文明表達,“敬”無法離開“敬事”這個層面。這里將先平易近對上天的“畏敬”轉為“親敬”,完成了天道工夫論到人道工夫論的轉變。從朱熹解讀中可以看出,孔子在《論語》中的意圖是完成從“天道觀”向人的“德性論”的轉換。

 

二、天然之天與義理之天

 

孔子在門生記載的《論語》中屢次描寫地理現象。如“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所而眾星共之”,又如“郊之祭也,年夜報本反始也,故以配天主。天垂象,包養網推薦圣人則之,郊所以今天道也。”宋立林傳授認為,“‘天垂象’,顯然這個‘天’不是純粹的天然之‘天’,這個‘象’也不是單純的天然之‘象’,這個‘象’意味著一種規則、次序和價值,是以才需求圣人往‘則之’。”[10]這個觀點能夠存在討論的空間。現代地理學北辰與二十八星宿的關系,構成了現代先平包養心得易近最早的時空觀與農業歷法觀。如《夏小正》對北辰(斗極)記載到:

 

正月,斗柄懸鄙人。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斗柄懸鄙人則旦。[11]

 

是以,“為政以德”與“北辰”比方的討論,嚴格來說仍然還是以“形下”星象來喻政事的規律。這里的“天垂象”中的“象”是無法脫離“星象”的本義表達,它仍然是指現代地理思惟中觀象行為,而與規則、次序和價值關系不年夜。李申曾指出,《易經》〈系辭傳上〉中‌“是故生成神物,圣人則之;六合變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12]一句中的‌“圣人象之‌”的‌“象‌”也是指天象;‌“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就是把天象變成卦象。[13]他認為,‌“在《系辭傳》中,觀事象、物象以作卦象的思惟是一貫的,是體同于通篇之中的。‌”[14] 實際上,我們也確實可以在《系辭傳》中找到許多相應的事例。如,

 

古者包犧氏之王全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15]

 

假如我們刨除“神明”一詞,它有明顯的天然主義的特征。這也就是說,《易經》的卦象還是應該指物象和星象。甚至馮時認為,《易經》中的龍就不是一種實存的動物,而是一種星象。他指出,‌“最早的龍是作為星象存在的,這意味著龍這種靈物之所以神靈,摸索它的地理學意義顯然要比泛論所謂的圖騰崇敬更能直進襟曲。‌”[16]這一點包養網站可以從《說文解字·龍部》中尋找到相應的證據:‌“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17]在許慎看來,夜晚天空中“龍星”的隱顯的季節性與人間農業生產的季節性是分歧的。

 

對先平易近的農業生產來說,春天耕種,秋天收獲,春分登龍出現預示著人們開始農業勞作。在以農耕為重要生涯的原始農業社會,春天能否能按時耕種是關乎著一年糧食收穫的年夜事,也關系到整個人類協作配合體的興衰與否泰。這說明干卦自己與奧秘現象無關,而是一種農時的標志,類包養網VIP似現代先平易近的‌“鐘表”。當然,這種思惟在《尚書·堯典》同樣可以獲得證實: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斗,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二月。厥平易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18]

 

這里談到的“歷象日月星斗,敬授人時”即是觀象授時思惟的表達。馮時指出:

 

先平易近們經過長期的特別觀測后發展,各種天體的運行變化實際都忠實地遵守著各自的規律,換句話說,分歧天體在天蓋上的地位的變化也就意味著時間的變化。[19]

 

是以,后面的“圣人則之,郊所以今天道也”則有規則、次序和價值關系。孔子這里的引喻,仍然是形而下的觀象授時思惟在祭奠活動中的體現,而沒有發展到“形而上”的規則、次序。

 

實際上,先平易近對天象的觀測雖包養網評價然經社會結構的發展而逐漸集中于王權與王的代表人手中,可是日常的觀天的行為并沒有完整中斷。以上均說明孔子的“北辰”之喻與“天垂象”是形而上的規則、次序和價包養站長值能夠需求再次討論,它本有的形而下的本義不應該被忽視。孔子對“北辰”的與“象”的闡發存在著以形下之“象”來說明形上之“道”。他是從人的行為自己出發來根究形上之道、仁思惟。實際上,當代學者對孔子思惟進行形而上的解讀文本中,遭到宋明理學天道觀的影包養金額響的成分較年夜。

 

三、《易傳》對包養甜心孔子的意義

 

宋傳授在書中談到關于孔子與《易》的研討,無論是《要》篇,還是《易傳》,均已經觸及到地理考古學的范圍。在《易傳》中,儒家對天道思惟的掌握開始走向融會。《論語》中“務平易近以義,敬鬼神而遠之”[20]。這個“敬”即是《論語》對《易經》的定調,孔子“敬”思惟構成了《易傳》的基準。在近些年的出土文獻中,發現孔子關于《易經》的占卜之道并不反對。甚至孔子在國家的祭奠等嚴重節日上還推重這種占卜方式。這與他主張的“敬鬼神而遠之”觀點有必定的牴觸。可是,這種看似“牴觸”的現象卻打開了他對“占卜”行為的真正意圖。

 

嚴靈峰曾在《帛書易傳》中指出:“孔子不單好易,並且也重占、卜。”[21]但孔子在《論語包養一個月》中清楚的表達了對“怪,力,亂,神”生成的排擠,說明了孔子對《易》的解讀,應該不會完整放在占卜的功用上,而集中于占卜行為的義理之中。《帛書〈易傳〉》里記載一段子貢和孔子之間的對話:

 

子貢曰:“夫子它日教此門生曰:‘德包養行情性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緡彳ロ 之為也。夫子何故老而好之乎?”[22]

 

夫子曰:“正人言以 方也,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察亓要者,不亓。《尚書》多于矣,《周易》未掉也,且又古之遺言焉。予非安亓用也,予樂[亓]也。女何尤于此乎?[23]

 

從這段文字中,年夜致展現了孔子能夠發現了《周易》爻辭的關注點在于尋找“《周易》未掉的古之遺言”,即,包含觀象授時的《易經》對天時的記載(如乾卦對觀象授時的記錄),也包含了《周易》記載諸多圣人先賢的故事(如王亥喪牛羊于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錫馬蕃庶等事跡)。[24]

 

總之,孔子與子貢的這段對話,其意圖明顯指出孔子對占卜之意不在占卜之形或功效上,而在于闡發暗含在《易經》文本中的德性論思惟,即《易經》的“德、義”之道。對于孔子學《易》前后轉折的緣由已無從考核,但從《易傳》中的大批“德、義”思惟的闡發,可表白了孔子對待占卜的態度。正如孔子本身所說,“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25]行之耳。”

 

當然,《易傳》的德性論的佈景仍然是樹立在天道論的思惟基礎上。只是《易傳》相對于《論語》,它在儒家的德性論傾向方面加倍明確。相對于《論語》中重視“親敬”,《易傳》更重于包養違法“敬心”。這表白孔子在《易傳》將“天道論”到“德性論”的轉化痕跡加倍明顯呈現出來。于是到了這時候,孟子或宋明理學家解讀儒家的心性思惟已經在孔子《易傳》里開始出現,后者在此基礎上又將儒家德性論思惟進一個步驟的夯實。《易傳》作為孔子德性論思惟的一個主要的體現,完成了他在將“仁”思惟體系下天道論與德性論的嫁接,凸顯出天道論到德性論的橋梁感化。是以,從“地理”向“人文”的轉化,標志著儒家“以禮治心”的工夫指向。到朱熹時,他的“道”到“理”的替換更將孔子人道論思惟縮小和集年夜成。在這一點上,儒家的人道論特征被展露的一覽無遺。

 

可是,在孔子的設定中,天命觀向德性論的轉化并不是簡單用德性論替換了天命觀。他有興趣強調兩者在實際運用中達到某種水平的共存。在孔子看來,天命觀可以臨蓐出德性論,這種“臨蓐”是增添而不是替換,它自己并未消失。是以,二者的共存現象也解釋了《保訓》之敬與《論語》之敬之間是存在著鏈接的紐帶。正如楊龜山(楊時)所說:“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包養一個月信,以身先之也。”[26]天命觀實際包養軟體上構成了儒家德性論存在的理論依據,是德性論存在的條件與條件。天命觀將德性論由“隱喻”晉陞到現實的世界之中。

 

【注釋】
 
[1] 宋立林《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晚期詮釋研討》,北京:國民出書社,二○二一年,頁一四一-二○一。
[2] 馮時:《地理與人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二○○六年,引言部門頁一。
[3] 同上注,引言部門頁2。
[4] 《保訓》是清華簡的一部門,為戰國時期所做,是戰國簡。參見李零:〈讀清華簡《保訓》釋文〉,《中國文物報》,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5] 馮時:〈《保訓》故事與地中之變遷〉,《考古學報》,二○一五第二卷,頁一三八。
[6] 朱熹:《朱子全書》冊廿五,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二○○二年,頁四七一三。
[7] 朱熹:《朱子全書》冊廿二,而一九六八。
[8]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學而》),北京:中華書局,二○○九年,頁五三三六。
[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頁四九。
[10] 宋立林《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晚期詮釋研討》,頁一四五。
[11] 轉引于馮時:《地理考古學》,頁一二六。
[12] 孟子等:《四書五經》,北京:中華書局,二○○九年,頁五四一。
[13] 李申:〈‌“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辨〉,朱伯昆主編:《國際易學研討》,北京:華夏出書社,一九九六年,頁一三○。
[14] 同上注包養行情,頁一三○。
[15] 孟子等:《四書五經》,頁五四三。
[16] 馮時:《中國地理考古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二○○一年,頁三○三包養網站
[17] 許慎:《(文白對照)說文解字》包養管道,李翰文譯,北京:九州出書社,二○○六年,頁包養行情九五四。[18]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尚書正義·堯典》),北京:中華書局,二○○九年,頁二五一。
[19] 馮時:《地理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二○○七年,頁逐一四。
[20]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雍也》),頁五三八四。
[21] 嚴靈峰:〈帛書易傳有關幾個問題〉《國際易學研討》第一輯,北京:華夏出書包養網VIP社,一九九五年,頁五一。
[22] 劉彬:《帛書〈易傳〉新釋暨孔子易學思惟研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 ,二○一六年,頁二四三。
[23] 包養意思同上注,頁二四三。
[24] 馮時根據《彖》傳中的「年夜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的思惟,認為干卦爻辭代表著一年之中分歧的時節。(參包養甜心網包養網車馬費馮時:《文明以止:上古的地理、思惟與軌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二○一八年,頁三一四-三二四。)
[25] 這里的「德義」,李學勤認為不克不及作品德、仁義解。他引《繋辭上》「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包養網dcard,卦之德方以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圣人以此洗心,退躲于密,吉兇與平易近同患。神以知來,知(智)以躲往」,認為孔子所觀的「德義」,當即這里所指的蓍、卦之德,六爻之義,也就是神、智和變易。池田知久分歧意李學勤的觀點,認為「德義」應是儒家倫理思惟、政治思惟意義上的。劉彬認為依照《要》篇后言「正人德性焉求福,故祭奠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包養金額卜筮而希也」,正與此相應一貫,故此「德」當即「德性」之德,「義」即「仁義」之義。
[2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四九。

 

【作者簡介】

 

 

 

陳永寶,哲學博士,博士后,碩士生導師,廈門年夜學哲學系特任副研討員,兼任中華炎黃文明研討會童蒙文明研討分會常務理事,包養軟體掌管國家社科基金普通項目1項,中國博士后面上項目一項,福建省級項目2項。出書學術著作4部,在《哲學與文明》等期刊發表論文50余篇,部門被人年夜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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