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后，坊肆刻書成長昌隆，圖文相配的域外圖志類冊本大批發行，此中最有影響力確當屬《蠃蟲錄》。該書先容“四方化外之夷”人物抽像和風氣道里，現存單行本有東京尊經閣文庫躲萬歷二十一年（1593）胡文煥刻《蠃蟲錄》四卷、東京御茶會議室出租水藏書樓成簣堂文庫嘉靖二十九年（1550）靜德書堂刊《新編京本蠃蟲錄》高低二冊。晚明建陽地域刊刻的淺顯日用類書中，也有一門類名為《諸夷門》，其開篇為《蠃蟲錄序》。上欄題為《山海異物》，收錄《山海經》各類異禽神獸；下欄題為《京本蠃蟲錄》《新刻蠃蟲錄》，其篇目因版本分歧而分歧，收錄有圖的少則130國、多則161國，另附有目無文的31國。
japan(日本)學者三浦國雄和美籍學者何予明曾以《諸夷門》為重點，專文剖析了明人的域外不雅。但是《蠃蟲錄》作者系何人，史源何處，傳播如何，學界持久語焉不詳。考核其圖文內在的事務，辨析與瑜伽教室其他書的聯絡接觸，對切磋明代域外圖志類冊本的編輯不無裨益。
元末明初周致中所著
查《四庫全書總目撮要》，有浙江范懋柱天一閣本《異域志》一卷，篇首教學場地有胡惟庸序，云《蠃蟲錄》為元樞密院知院周致中所編。南京藏書樓躲正德二年（1507）梅純編《藝海匯函》，亦收有白棉紙手本《異域志》一卷，有胡惟庸序引周致中曰：“昔在元歷仕十九載，使外番者六，其四夷人物風氣靡所不知，乃作《蠃蟲錄》。”乾隆間《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記，《異域志》原名《蠃蟲錄》，其作因“致中使外番者六，熟知四夷人物風氣”。
《四庫撮要》考周致中于吳三年（1366）呈交胡惟庸，以為此書為“國初之故物”。南京藏書樓躲《異域志》手本由靜明子（朱楹）于壬午年（1402）作序，言《蠃蟲錄》原出自青宮（太子東宮），后由其兄再編并改名。嘉靖間《古今書刻》、萬歷間《藩獻記》《國朝獻征錄》、崇禎間《續書史會要》等皆載，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獻王朱權著有《異域志》。由此可判定，《蠃蟲錄》成書于元明之交，最後由周致中所著，后經重編作《異域志》。
前代地輿外紀史籍雜糅
關于《蠃蟲錄》的史源，據《異域志》《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記錄，因周致中曾六次出使外番，對四夷人物和風氣頗為熟習，遂作此書“以壯其為使之意”。史乘并無記錄周致中曾奉使何處，因此無法將其經過的事況與《蠃蟲錄》內在的事務停止考辨。但細讀該書可知，其重要起源是唐宋以前地輿類和外紀類文獻的撮述。其一是歷代官修史乘。如“高麗國”條，此中“武王封箕子于其國”“刑無殘暴”“王居開州，號開成府”等直接取材于《宋史·高麗傳》；“喜喝酒歌舞……淫盜”出自《后漢書·東夷傳》。“japan(日本)國”條，其題取自《新唐書》，但敘文多照搬自個人空間《舊唐書·japan(日本)傳》，特殊是沿用唐時稱號“高麗”，述其位于“新羅國西北年夜海中”。又如“滑國”和“扶桑國”，其先容分辨出自《梁書》和《南史》。
其二是外史志書和志怪筆記。如《山海經·海內南經》“貫匈國”：“在其東，其為人匈有竅。”《蠃蟲錄》引作“穿胸國”，并彌補道：“其人胸有竅，尊者欲行，以棍穿胸竅，令卑者扛之。” 他如“君子國”“聶耳國”“交脛國”“長臂國”“長腳國”“羽平易近國”“不逝世國”“一臂國”等，亦直接取材于《山海經》。此外，“蝦夷國”出自《唐會要》，“年夜漢國”“訶陵國”“吐火羅”出自《通典》；“天竺國”“昆侖層期國”“沙華公國”“年夜秦國”則見于趙汝適《諸藩志》、周往非《嶺外代答》。
除了摭拾前代某書，《蠃蟲錄》也對史料加以編改。如“匈奴韃靼”條，敘文以《酉陽雜俎》為基本，從頭編排原文并分類，將匈奴分為“五種”。同時，將原文的白話表述加以淺顯化處置，如將“胤”改為“遺種”，“發黃”改為“黃毛”，“髭髯俱黑”改為“黑發”。又如“長人國”條，載明州二人泛海，因濃霧年夜風而誤進長人國，簡直被抓，逃脫時“長人進海追之逐前執，知船人用弩射之而退得脫”。現實上，此條系依洪邁《夷堅志私密空間》，其文謂“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船中，乃舍往”。
明代時勢和域外常識補進
李鴻章在傅云龍《游歷japan(日本)圖經》序中批評異域見聞類書作皆有一弊，即“勇于考古，而怯于征今”。該見解頗有看法，但若以此評價《蠃蟲錄》則略顯偏頗。現實上，跟著該書不竭翻刻重版，其在對前代記敘撰述和重編的同時，也參加了諸多明代時勢，并隨其再刊而彌補新獲域外常識。如“匈奴韃靼”，該條目稱號將漢時匈奴和明時韃靼相連，其文在先容匈奴后又接而轉摘《元朝秘史》，以鐵木真和忽必烈為匈奴之后，并稱他們“僭號天子”“僭居中國稱帝”。《元朝秘史》成書于13—14世紀初，本為畏兀兒體蒙古文所作，躲于元朝宮廷密屋；至明洪武時，方以漢字“紐切其字，諧其聲響”，存于《永樂年夜典》中。又如“年夜琉球國”條，言“國朝納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進太學唸書”。《明史·三佛齊傳》載，年夜琉球自洪武初年起進貢，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初次遣後輩進太學。
此外，一些圖繪也顯明帶有明中后期特征。如“japan(日本)國”，其文多引自《舊唐書》，但文末“沿海為寇生涯，中國呼為倭寇”顯然出自后世。“倭寇”初見于404年高句麗廣開土王碑文，其自14世紀始屢犯中國沿海，至嘉靖時最盛，之后逐步削減。同為周致中所作《異域志》中“japan(日本)國”載，該國人“髡發為桑門，穿唐僧衣”。現存各版《蠃蟲錄》中，尊經閣文庫躲《蠃蟲錄》和成簣堂文庫躲《新編京本蠃蟲錄》“japan(日本)國”配圖確為溫文儒雅的學僧抽像，而萬歷間《萬用正宗不求人》《文林妙錦萬寶全書》等日用類書中，圖中人物則為裸身扛刀的軍人樣貌，似在照應“沿海為寇”之語。可見，嘉靖年間倭患風行轉變了對japan(日本)人的原有熟悉，也影響了對其抽像的塑造。
訛誤諸多但傳播甚廣
《蠃蟲錄》史料多源，除部門為據前代某書征引外，更有著者自行整編，并在后世傳播中不竭添加新內在的事務。細讀圖文可見，此中魯魚錯訛之處也頗多。如尊經閣文庫躲《蠃蟲錄》和成簣堂文庫躲《新編京本蠃蟲錄》中，“扶桑國”圖中皆有人取鹿奶的畫面，母鹿旁臥有一小鹿。但在后世《蠃蟲錄》中，母鹿釀成了有角的公鹿，旁邊也沒有小鹿。還有“三首國”載“在鑿齒國東，其一人三身”，而“三身國”載“在夏后啟北，其人一身而三首”。考其史源，此二條分辨出自《山海經·海內南經》“三首國在其東，其為人一身三首”和《山海經·海內西經》“三身國在夏后啟北，一首而三身”。《蠃蟲錄》不加考慮地將它們交換，足見其輕率下筆。此外，錯字、脫字等誤植亦屢見其篇。如“三伏馱國”據《嶺外代答》抄撮，但其原作“交阯之南，有山曰播流”，《蠃蟲錄》訛作“插流”。《承平寰宇記》載“婆登國”有“金釧”，而《蠃蟲錄》則訛為“金鉛”。
明代諸多冊本前后剽竊，或采錄舊書而成，特殊是域外圖志類冊本，更為顯明。《蠃蟲錄》雖訛誤頗多，但并不影響它成為明代傳播最廣的域外圖志類書篇之一。除明初朱權據《蠃蟲錄》編《異域志》外，更有《異域圖志》一書傳世，現存秘本躲于劍橋年夜學藏書樓。此書收錄圖文并存171國，此中158國見于《蠃蟲錄》，敘文和配圖也基礎雷同，很能夠是同實異名。萬歷間《三才圖會·人物篇》中異域人物圖志部門與《蠃蟲錄》幾近類似，二者聯絡接觸也頗為慎密。進清后，《蠃蟲錄》之名垂垂式微，但清代日用類書中多有“外夷本地貨國民圖”一篇，其名雖異，但內在的事務實則仍是《蠃蟲錄》的延續。而憑仗《三才圖會》，《蠃蟲錄》在域外連續發生影響。嘉慶年間，朝鮮人韓致奫編《海東繹史》，稱箕子封于朝鮮，“教以詩書，使知中國禮樂之制，衙門官制衣服，悉隨中國”，其源無疑是《蠃蟲錄》“高麗國”條：“中國之禮樂、詩書、醫藥、卜筮皆流于此，衙門官制悉體乎國，人[衣]冠隨中國各朝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