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仲翼師長教師謝世。5月28日凌晨在伴侶圈看到這個新聞，幾天來腦筋里都是夏教員的身影、舉措、聲響。
一
夏教員給我們講“本國文學史”課時，五十六、五十七歲，這是此刻從他誕生于1931年來推算的，那時，我們這些二十出頭的先生哪里會留意這個。他走進教室，經常氣喘吁吁——從郊區趕到黌舍，旅程不近——微胖的身材在講臺上站定，把一個年夜手提包放到講桌上，拿出眼鏡盒，掏出一副眼鏡，換下戴著的眼鏡。我們已經津津有味夏教員開講前一副眼鏡換另一副眼鏡的尺度程式，付與它審美的意味，卻歷來沒往想實在是老花鏡和遠視鏡的換來換往——我們粗略地把教員分紅年青教員和老教員，根據只是一眼看上往的感到，有的教員不到五十歲曾經被我們認定為老教員——夏教員似乎超出了這個劃分，我們沒往這方面想，而是被此外工具吸引住了。
此外工具是什么？沒人說得清。聽說女生們稱夏教員為“我們的羅切斯特師長教師”；男生里竟然有人研討起夏教員的穿戴，他常穿夾克，看上往和通俗的夾克沒年夜差異，但就是紛歧樣。還有同窗猜想夏教員念過教會黌舍，但苦于沒法證明。總之，我們對夏教員佈滿了方方面面的獵奇，現實上卻簡直全無所聞。
這份獵奇當然是由夏教員的講堂激發的。1987年下半年和1988年上半年，夏教員給我們上了兩個學期的課，每周三個學時，從古希臘講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那些年，我們還處在不知天窪地厚的芳華躁動中，夏教員的文學史課，卻讓我們不知不覺中沉醉到遼闊而綿長的豐盛世界。我們那時辰就感到，何其榮幸，碰到如許的教員。后來我讀研討生，陳思和教員告知我，他的本國文學史就是夏教員上的，從他們七七級開端，夏教員就一向給中文系開這門課。我這才反映過去：榮幸的不單單是我們這個班。夏教員坦言，愛好給中文系上課共享會議室。我并不明白夏教員給中文系上課停止于哪一年，有幾多級先生榮幸受害；只了解有相當長的時代，中文系的教員到外文系講中國文學，外文系的教員來中文系講本國文學，是通例、慣例，中文系很多多少位教員給外文系上過課，外文系似乎只要夏教員來中文系上文學史。
我們八五級的課，最受接待的，之前有兩年級駱玉明教員講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一個學期先秦兩漢，一個學期魏晉南北朝；三年級趕上夏教員，就又增添了一門。這是很巧妙的工作，兩位教員作風年夜不雷同到構成激烈反差，而我們都陷溺此中，年夜受激起，其實是1對1教學開了我們的眼界，拓展了我們對文學、常識、學問的懂得。我的一個同窗多年之后回想起來，說得條理明白：聽這兩門課，是年夜學時期最美妙的時辰；美妙都美妙，倒是紛歧樣的美妙，主要的是，我們不只經過的事況了美妙，並且經過的事況和理解了分歧的美妙；這兩種分歧的美妙，仿佛處在擺蕩的南北極，反差越年夜，美妙蕩開的幅度就越年夜。實在昔時，我們暗裡里就群情過兩位教員的光鮮特點。駱教員授課，風煙浩大，波涌浪激，我們一動不動危坐課桌前，心坎卻一次一次禁受震撼，不竭地詫異、驚喜、驚醒，也暗自警醒。夏教員呢，音調溫順，語速舒緩，言辭平實，講了一年課，沒有一句驚人之語；也盡口不談課程之外的內在的事務，不談本身，沒有東拉西扯的閑言。那么，我們是被什么吸引的呢？就是他講的文學史和他的講述方法。譬如，某種文學款式（文體、類型）的鼓起、茂盛、陵夷，他能講出漫長時光里的活動和經過歷程，簡略地說，他能講出“史”來。我印象深入的是，他簡直從不以為后來不見了的文學款式是滅亡了，他從后世新興的款式中發明了接收、轉化和舊款式面目一新或洗心革面的更生——而這，也是講出“史”來。至于他的講述方法，我只能用老話來轉達小我感觸感染，東風化雨，潤物無聲，庶幾近之。
夏教員的課，教室里老是早早坐滿了人，等候著上課鈴響。要了解，我們唸書那會兒，逃課是再正常不外的事，不只逃，並且逃得義正詞嚴。有一門課，教員正講著，最后一排站起來一個同窗，他要出往本可以走教室后門，可他不，偏偏從最后面沿著走道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往前走，皮鞋跟釘了鐵釘，一下一下敲打著年夜理石空中，洪亮洪亮；走到講臺邊，轉彎，疇前門拂袖而去。這就有點像抗議了，抗議教員講得欠好。我本身也是一個逃課的先生，逃得有點多，跨越一半吧，但確有幾門我是一次也沒逃過，夏教員的課當然不消說，每次還都情不自禁帶著點兒高興往占位子。有一天早晨，兩個同窗在宿舍里起了爭論，動了手，一個打破了另一個的頭。我們送受傷的同窗往長海病院急診包扎，等處置完回到黌舍，天曾經亮了。我突然想到上午是“本國文學史”，就沒敢回宿舍，怕歸去躺下睡過火，而直接往了教室，等候一個半小時后夏教員走進講堂。
期末測試，不作驚人之語的夏教員出的考卷，卻使我們每小我都年夜吃一驚。題型不外是名詞說明和闡述題，標題也沒有希奇的，可是總量超凡：名詞說明居然有四十個！這么年夜的範圍，如許細的密度，簡直沒有漏掉任何主要內在的事務，所以這門課的測試不存在僥幸的能夠性。三個闡述題選兩個，直到此刻我還清楚地記得我選答了一個中世紀文學的標題，由於有點挑釁性，還由於聽課的時辰特殊留意到夏教員所講與凡是評價的分歧之處。
后來才漸漸想通，夏教員的考卷，與夏教員的講堂一樣：宏闊，但盡不空疏；豐盛，但盡不狼藉；要清楚，要細致，要平實，要落到詳細。所以夏教員的課給我們的，就有總量和密度，跨越凡是課程的總量和密度。
兩個學期的成就，我得的都是優良，心里真是興奮。我們那時辰不像此刻的先生這么在意成就，也不盤算什么績點，我本身的本科課程年夜多是傑出，還有幾個中等，很少有優良，得了優良也不感到怎么樣；可是夏教員課的優良，感到紛歧樣，過了三十多年，想起來仍是興奮。
夏教員的課停止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而俄羅文雅學恰是他特長的範疇，對巨大作家的高深講授把課程逗留在飛騰的部門。我們又衝動又遺憾，遺憾的是沒有聽到夏教員講二十世紀的古代主義，在八十年月後面幾年，他頒發了關于古代主義的系列文章，但開風尚，卻在后來古代主義逐步熱起來之后退隱；我們還想聽他講二十世紀東方文論，他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辰給我們談了巴赫金的復調度論，我們后來才了解，他是最早先容和翻譯巴赫金的人。
二
1989年我讀本系研討生，特地往外文系查了研討生課表，公然發明夏仲翼教員開的專題課，“歐美小說藝術研討”，于是我又有了一個學期的美妙時間：分歧于本科時的年夜講堂，這回是一個小教室，七八個外文系的，加我一個中文系的旁聽生。
我跟賈植芳師長教師和陳思和教員讀比擬文學專門研究，是以有時會在賈師長教師家里碰著夏教員。賈師長教師家里常有聚首，一次章培恒教員和夏教員同在，兩小我喝得興奮，年夜有一醉方休之勢。章教員飲酒的名聲與學問的名聲一同傳播，我們都了解，我倒是第一次見識夏教員酒量之年夜，連章教員都自嘆弗如。夏教員是醉不了的，他本身說飲酒沒有特殊感到，是以反而愛慕章教員的杯復興味之激烈。
1992年，我結業，以《論臺灣〈文學雜志〉對東方古代主義的先容》提交辯論。賈師長教師說，請夏教員。初夏的一個早晨，我搭出租車往武寧路，走進夏教員的客堂。整潔的房間里有一樣工具使我年夜感不測，那是一張口角的照片，夏教員穿戎服，戴軍帽，肅靜嚴厲嚴厲。說起來，我才第一次了解夏教員的經過的事況，但也極端粗略，夏教員語氣平庸地簡略告知我：他本來上的是滬江年夜學英文系，1952年高級院校調劑，并進復旦年夜學外文系，改讀俄文專門研究，1955年結業留校任教；1963年應國防人才培育需求，調往束縛軍外語學院擔負俄文教員，那張照片就是那時代拍的；1969年復員回上海，做了八年財產工人；高校恢復招生后，1978年重返復旦外文系執教。我和我的本科同窗昔時對夏教員做了各種胡猜亂想，卻怎么教學也沒料想到如許的經過的事況。經過的事況的詳細情況如何？對夏教員意味著什么？他沒說。
房間靠墻放了一臺四通文字處置器，小我電腦普及之前用于寫作的新東西，夏教員說，用這個很便利，特殊合適做翻譯。他還給我演示了一下。
我的辯論就在賈師長教師的書房兼客堂里停止，兩位導師，三位辯論委員，一個先生，圍坐在那張熟習的小圓桌邊。停止后，小圓桌擺上賈師母預備的菜肴，大師飲酒，閑談，然后散往。
之后我到《文報告請示》任務，有一年章培恒教員和夏仲翼教員合開一門課，兩人同上講臺，做“中西文學比擬”的對談，新老先生奔忙相告，搞得我這個分開黌舍忙于應差的人徒生愛慕。
任務的關系，偶然在一些運動中碰見夏教員，上前問好，簡略說幾句，就沒有此外話了。退回到本身的地位，隔著很多人看向夏教員，冒出一個設法：如許的場所，由於碰見教員，對我小我才有了任務之外的意義。
三
1996年我又回應版主旦，讀博士，一年后動筆寫學位論文《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小樹屋學的古代認識》。寫到第四章《中國古詩對于本身題目的古代焦炙》，論及戴看舒，說詩人的波折感和掉敗感在他的詩作中全體而言沒有獲得充足表達，但有時也會觸及掩飾著的盡看的深淵，這就請求有心讀者的領會。“譬如，《看舒草》里有一首《秋蠅》，只為個體論者所留意，卻為我們供給了戴看舒聯合中國古典詩境、東方象征主義詩藝、小我古代感觸感染而熔化無間的一個盡好的例子。”——我這里說的“個體論者”，既非研討中國古代文學的學者，也不是獨擅中國古詩的專家，而是一位本國文學研討者和翻譯家，夏仲翼教員。
夏教員在《戴看舒：中國化的象征主義》中對《秋蠅》做了精緻的剖析，提醒這首冗長的詩所睜開的繁復的條理、繁復的主體視角和變更著的知覺，借秋蠅岌岌可危的感到描寫一種越來越有力、越來越有望的保存狀況。“一個在繁亂雜沓的世界里被熬煎得精疲力竭的人的保存狀況，自我感到趨勢逝世亡的感觸感染，所有的是用象征的伎倆表示的。”戴看舒化用“無邊落木蕭蕭下”的意境作為反復呈現在客觀視覺里的映像，但“象征主義伎倆用到如許的範圍，早就不是中國古典詩詞里古已有之的樣子了”。我把夏教員的剖析復述、援用到論文里，實在更主要的是，我經由過程如許的剖析才懂得了戴看舒，不只是這首詩，而是通向他全體的詩作和人生。以后我做教員，開“中國古詩”課，講戴看舒必定講《秋蠅》，講法基礎就是夏教員的講法。
1999年，我和段懷清同期提交論文，陳思和教員說，辯論委員要請好教員。夏教員六十八歲，比以前瘦了一些，更顯精力。他談到我論文的最后一章時，有些高興。這一章題為《學院空間、社會實際和自我表裡——東北聯年夜的古代主義詩群》，觸及的人物，后來年夜都成為本國文學研討界的主要學者，支持起了這一範疇。夏教員當然熟知他們的成績和學術位置，在我的論文里看到對他們年青時期唸書、思惟和創作的描寫，天然生出親熱的愛好。他說我的回納使文學這一階段的臉孔浮現得更為清楚。我很受鼓舞，但不感到太不測；使我不測的是對整部論文的評價，夏教員是從瀏覽感觸感染說到論文寫作的：這么長篇幅的論文，從頭讀到尾，沒有疲乏和松懈，由此可以感知寫作經過歷程中思惟一向處在嚴重、活潑的狀況，說話帶著光鮮的顏色感，筆力一向堅持充分，中心沒有疲沓，到最后也沒有虛弱的跡象，反而加倍自若靈動。夏教員說博士論文不成能趁熱打鐵，但這部論文文氣貫穿，給人以趁熱打鐵的印象。我聽著講評，心坎異常激動，這當然是至高的獎譽，但最使我激動的是夏教員關心寫作、關心作者的“同情之懂得”的深切。
夏教員也批駁論文的缺乏，我留意到這個時辰他的語氣和用詞：“似乎”還缺乏一個開頭的章節，“似乎是應當”將後面的論述作一個總結性的結論。
四
2017年5月初，收到幻想國的伴聚會場地侶寄的一包書，翻開來，一眼看到《魚王》：這本書出新版了。年夜學時期，我們讀上海譯文出書社出的這部小說，原由是它的譯者，夏教員主譯，在此之前我們并不了解作者阿斯塔菲耶夫。新版開本變年夜了，書變厚了，序文仍是夏教員1982年寫的那篇，曾經過了三十五年。
我在重讀此中《白色群山的夢》的經過歷程里，發生出一個動機：想找夏教員聊聊，假如有能夠，做一個長篇訪談，聊下他少少議論的本身，聊下他這平生的方方面面。年青時辰的獵奇和疑問從頭涌來，又近年輕時辰更能感到到分量。我聯絡接觸了兩位外文學院的伴侶，似乎頓時要做這件事——但是，拖了上去，一拖再拖，直至拖成無法挽回的後悔。
2020年11月，復旦外文學院與上海翻譯家協會在夏教員九十歲誕辰那天舉行“夏仲翼傳授本國文學翻譯及研討學術思惟研究會”，我看到新聞，微信給現場的伴侶，說我從夏教員遭到的深入教益。午間吃飯的時辰，伴侶給夏教員看了這段話，夏教員說：那我收下這個贊美和感激。
夏教員往世，我可以或許寫下的，也只要感謝和悼念——一個中文系的老先生，在復旦肄業的分歧階段，每一個階段都賜與了我豐盛啟示和進心鼓勵的，本系的教員之外，只要夏教員一人。
而我，只不外是許很多多從夏教員受教而感念無已的先生中的一個。
202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