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易近國時代的清華年夜學素以文脈深摯著稱，此中尤以上世紀二三十年月為最。除了我們熟習的錢鐘書、曹禺、李健吾、林庚、孫年夜雨，清華園的右翼文學運動也相當活潑。由趙德尊、王瑤、趙儷生、馮契等人構成的清漢文學會，即為此中的典範代表。
《清華周刊》第45卷第1期封面
清漢文學會社刊《新地》創刊號
趙德尊頒發在《清華周刊向導專號》上的清漢文學會先容
一個以救亡為任務的反動文學社團
清漢文學會是常識青年向往反家教動的產品舞蹈場地，成立于1936年5月，前身是1935年景立的“左聯”清華園小組。
趙德尊在1936年撰寫的《清漢文學會》中提到，該會的成立是由於“在這反動的前夕，時期狂風的吹動，和實際的丑惡的獰視之下，一切曩昔閉目冥想清華的喜好文學的同窗們，都甦醒過去了”，他們廢棄了曩昔“小我自我歌頌和冥想”的立場、交流“想共同時期，做一點點的事”“盡一點點的力”（《清華周刊向導專號》，1936年6月27日）。由于那時“左聯”屬機密組織，所以后來又組織“國防文藝社”作為公然運動的社團。1936年頭，北平左聯因呼應黨的文藝界同一陣線政策而閉幕，國防文藝社也隨之擴展改組為“清漢文學會”。
清漢文學會重要成員有趙德尊、王瑤、鄭庭祥、魏東明、趙儷生、陳落、馮寶麟、邵森棣、李秉忱、蔣振東、張卓華、趙繼昌、鄭季翹、王遜等人。趙德尊系九·一八事情后亡命北平的西南常識青年，其1933年秋考進清華年夜學外語系，也是清華年夜學黨支部書記和一二·九活動的主要引導人。盧溝橋事情后他先受組織調派開辟太行山依據地，繼而奔赴延安。王瑤，字昭琛，筆名古頓、狄恩、浦溶等，1933年9月考進清華年夜學中國文學系，因善於實際文章而享有“小胡風”之稱。盧溝橋事情后王瑤困居故鄉平遠多日，后赴昆明東北結合年夜學休學，成為一名杰出的學者。固然其后來重要作為中古文學研討和古代文學學科的首創者而名世，但奠基其精力底色的，是青年時代的右翼文學活動。馮寶麟，即后來成為哲學家的馮契，在那時是筆名“提曼”的詩人、散文和小說作家。此外還有趙儷生、王遜等人，后來分辨成為有名的汗青學家和美術實際家，昔時他們都是活潑的反動文學作者與翻譯家。
上述成員之外，楊述、韋君宜、孫蘭、王作平易近等清華年夜學社聯成員，也與清漢文學會存在親密的關系。對于那時的反動青年來說，投身著重馬列實際進修的“社聯”仍是更著重文藝創作的“左聯”，并沒有必定的分野。多年之后，韋君宜回想這段生涯：“救亡活動已開端在醞釀，黌舍里提高組織集團召開的會議熱火朝天……（我）于是便一會兒卷進了救亡活動的狂潮……反動取代唸書成為重要生活。那時辰閉會、接頭、寫宣揚品、組織群眾運動，還要迴避警探的追捕，忙得常常缺課……由於那時我正熱戀著反動，熱戀著我的內陸。”（《我的文學途徑》）。
《清華周刊》與“兩個標語”論爭
由于多名清漢文學會成員先后擔負《清華周刊》編纂，1935到1937年間的《清華周刊》成為右翼文藝的主要陣地。
《清華周刊》第44任、45任總編纂分辨由清漢文學會成員趙繼昌、王瑤擔負，其編纂團隊也多由該會成員構成（如44卷的文藝門編纂李秉忱、蔣振東、張卓華，哲學門編纂馮寶麟、鄭庭祥，副刊編纂趙儷生等均為清漢文學會成員）。正因這般，那時全國右翼文藝界最為主要的“兩個標語”之爭（即以周揚為代表的“國防文學”與以魯迅為代表的“平易近族反動戰鬥的民眾文學”的爭辯）也在《清華周刊》留下了清楚的回響。
1936年7月3日，清漢文學會舉辦題為“很是時代與國防文學”的文藝座談會，這也是北高山區“兩個標語”論爭中最具分量的會商之一。座談由羅白（趙德尊）掌管、昭琛（王瑤）擔負記載，餐與加入者有天孫（王遜）、魯特（張卓華）、提曼（馮契）、契嘉（鄭契嘉）、落生瑜伽教室、魏東明、莫藍、乃天教學等共11人。會商中，以魏東明和王瑤的不雅點最富一孔之見。魏東明旗號光鮮地支撐“平易近族反動戰鬥的民眾文學”，以為“這個名詞更可以或許代表了我們所請求的文學的特質……民眾文學，就顯然表現著和普羅文學或農人文學分歧，含著一種年夜結合的意義；平易近族反動戰鬥幾個字也道出客不雅實際的特征，表現出了中國的前途，所以確切要比國防文學這一名詞明白一點”；王瑤則以為兩個標語可以并行。他指出以後情勢下的文學主流一方面是“抗敵情感息爭放斗爭的反應”，一方面是“裸露和批評革命權勢以推進民眾覺悟和連合民眾的兵器”，只需文學可以或許承載起這雙重任務，叫作“國防文學”或“平易近族反動戰鬥的民眾文學”沒有實質的差別。
座談會三個月之后，王瑤在自任總編纂的《清華周刊》第45卷第1期以“狄恩”為筆名頒發了長篇論文《以後的文藝論爭》。文章體系論述了對文藝界結合、文藝批駁的公式主義以及創作不受拘束等題目的看法，并再次重申了對“兩個標語”論爭的見解。他指出“為了文學作品水準的進步和連合氣力的加年夜，我們可以盼望一切的作家們都贊成和實行后一標語”，但為了順應“同一戰線中各類作家的實際形式”，也需求“用更普遍的國防文學來造作家間關系的標幟”，所以“今后應當盡力的是建立和施展兩個標語的分歧的相輔感化”而“不用為了正統而爭論”。較之三個月之前的座談，《以後的文藝論爭》對于“兩個標語”的分歧意義和互補關系停止了更為深刻的闡釋，也為清華園中的“兩個標語”論爭畫上了一個較為美滿的句號。
《新地》與“倡議一個新的文學活動”
《新地》為清漢文學會社刊，創刊于1936年6月10日。固然其僅出3期即了結刊，但清楚地展露了社員試圖溝通世界文學、“睜開一種新的文學活動”的積極盡力。
這一點在其創刊號頭條則章《今后中國文學的路向》中闡釋得很是明白。文章以激烈的汗青任務感和青年發明世界的激情指出：“今后文學的路向”即“倡議一個新的文學活動”。“這個新的文學活動”的性質是“實行的而非空口說的”“民眾的而非經院的”“所有人全體的而非小我的”，其目的是“以平易近族的束縛來促進民眾的束縛”“以平易近族的束縛戰鬥來覆滅帝國主義的侵犯戰鬥”“以平易近族的新文明的樹立來推進世界的新文明的樹立”。作者以此三個維度提出了將平易近族文明扶植與世界文明扶植、平易近族束縛與民眾束縛、覆滅帝國主義融為一體的文明活動不雅，顯示了《新地》同人的國際前鋒主義態度。
與《新地》將“平易近族新文明”與“世界新文明”視為一體的文明扶植不雅相順應，《新地》繼續了左聯刊物與世界右翼文壇同頻共振且熱衷蘇俄文學譯介的傳統。《新地》除開設專門的“翻譯小說”欄外，“實際”“作家先容”等欄目也以譯介本國文學作品及實際為主。1936年6月18日高爾基去世，7月10日出書的《新地》第2期特設了“留念高爾基”專欄。該期刊物不只刊登了高爾基手握“筆槍”的插圖和社員寫的“獻辭”，還刊登了高爾基的《新人類》《托爾斯泰及其四周的人們》《大人》等作品，以及《高爾基年譜》《高爾基著作年表》《中譯高爾基著作索引》等材料。此外，《新地》的“翻譯小說”欄目不只先容了來自法國、美國、西班牙列國的多篇小說，還刊發了牛健的《論古詩》（譯自A.斯爾珂夫）、《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底條件》（譯自F.希累爾）、昭琛（王瑤）的《純真，藝術與大眾》（譯自V.吉爾波丁）、契嘉的《我底創作經歷》（N.波格丁）以及陳落的《倍林斯基出生一百二十五年事念》《奧斯特羅夫斯基五十年逝世忌》、曹尚明的《兩個白俄羅斯詩人》等文。
此種熱衷本國文學尤其是蘇俄文藝譯介的偏向，既是清漢文學會特定文明理念的產品，同時也與清華年夜學開放的國際視野及先生較高的外語程度有著直接的聯繫關係。
清漢文學會的存在提示我們，右翼文學活動并未跟著左聯的閉幕戛但是止；右翼文學，也不只是上海地域獨佔的文明景象。固然由于京派文學和上海右翼文學的強盛掩蔽效應，以高校先生社團為重要載體的北平右翼文學尚未惹起足夠追蹤關心，但跟著北高山區反動文學傳統的進一個步驟挖掘，這些社團將逐步浮出汗青地表，北京地域反動文學的頭緒也將更趨清楚與完全。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嚴重項目“北京地域右翼文學活動研討”階段性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