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2019年11月8日《文報告請示·筆會》陳學勇致止庵函《從川端康成說回陸小曼》，談日誌的修改題目。
陸小曼在註銷《愛眉小札》時曾將昔時的日誌做了修改，對比《陸小曼未刊日誌墨跡》便可看出。為此，陳學勇《陸小曼何以這般——校讀她的兩種版今日記》曾加批駁，說：“名人日誌，一經公諸社會，便具文獻性，影響深遠，出書者應當自發地負起汗青義務感……近年來，出書的日誌越來越多，借使倘使疏忽本真準繩，其遺患怎敢想象。”止庵不認為然，撰《從陸小曼說到川端康成——編書者與寫書者之間的阻擊戰》，說“出自自家之手的文字，為什么不克不及修訂一下，哪怕改得渙然一新……作者自具權力，長短在所非論”；“歸正我不太贊成一味誇大‘文獻性’‘汗青義務感’如此而掉臂及人情世故”；“進一個步驟說，日誌和手札即使原封不動，也未必必定就是百分之百的真正的”。陳學勇《筆會》之文，就是針對止庵文而發，“只需不公然出書，哪怕外人見過秘件，總回無由置喙……既然面世……它已然屬社會存在，回為全國公器……她這一改，天然給學界形成誤導，添了亂”。
照我看來，兩邊爭辯的動身點分歧——止庵是從著作權的角度來措辭，自家的作品，當然可以隨意改；陳學勇是從文獻的真正的性動身，底本是如何的，就該如何面世。態度分歧、角度分歧，結論就分歧。這不難懂得。
之所以有如許的分歧，我想還在于日誌、手札載體的特別性：畢竟是從文學角度來看，仍是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假如是文學創作，年夜可以印一次改一回，固然也不見得是越改越好，但不會責備作家不成以改。年夜部門人的年夜部門日誌和手札，我們是把它視作紀實的，所以我們就非分特別誇大或重視它的文獻性或真正的性——所謂真正的，并不是說它說的必定是現實，而是說未經事后刪悔改；我們想清楚的，是作者那時的真正的心情和設法（修正后所表達的思惟情感和熟悉，曾經是修正時的思惟情感和熟悉了）。從這個角度說，我們盼望作者或編者在刊布日誌或手札時，可刪卻不要改。但著作權究竟是作者的，倘作修正刪削，也最好是能作一講明，讓讀者有所清楚和警戒；假如連闡明也不想作，那就進進了史料辨析、考據的范圍，研討者要據此研討相干史事時，就要非分特別留心了。想想我們研討汗青，大批資料都是未經闡明的，是需求我們加以排比、訂正、辨正的。
一句話，對待作品的角度分歧，日誌、手札所具有的特別性（用日誌或手札為文體停止文學創作，當別論），才小樹屋是陳學勇與止庵之間產生爭辯的最基礎緣由。我們當然無官僚求作者對本身的作品不克不及修正，但我們盼望作者倘要留下史的陳跡，仍是應以原貌浮現為好。
就學術研討而言，這個爭辯還觸及“史料”與“定本”的題目。無論是文學創作仍是學術研討，作者都想留下本身以為最成熟、最滿足的作品，這就是所謂“集須自定”的事理；可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研討者是想切磋作者一個步驟步生長、一點點變更的經過歷程，還想清楚現在頒發時發生了影響的文字的原貌。作者因“悔其少作”而將其“少作”都刪了、改了甚至于毀了，我們就沒有了研討“史”的根據。好比，開通書店在其二十周年事念時，曾于1946年編纂出書過一本留念論文集；1985年中華1對1教學書局為行將召開的開通書店開辦六十周年事念會，又從頭排版印制了《開通書店二十周年事念論文集》。在此次從頭排版印制時，“錢鍾書師長教師《中國詩與中國畫》，支出《舊文四篇》時作了修正；此次支出新編《七綴集》中，又作了年夜的修正。本書重版時即用了最新修訂本”——我們假如要看一下該文在1946年刊發時的原貌，中華的這本再版本是沒有效的了。這本論集的原版支出浦江清的文章時，沒有收錄該文的兩個附錄；此次新排，遵呂叔湘師長教師的提出，予以補排了——看來，刪往附錄索引等，也是“古已有之”的。
魯迅在編集《新文學年夜系·小說集二》的導言中，已經交接過他的編集準繩，此中第三項是“自編的集子里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頒發的，字句往往有些分歧，這當然是作者本身添削的。但這里卻有時采了初稿，由於我感到加了潤飾之后，也未必必定比樸素的初稿好”。實在，如用史的目光看，不只是黑白的題目，更主要的是，若干年前頒發時對讀者產生感化的，是刊物上的樣子；個人空間若干年后，支出集子中，作了修正，當然可以持續對讀集子的讀者產生影響，但集子中的這個面孔卻不是現在產生感化和影響時的面孔。假如要研討現在形成影響的文字，顯然不克不及根據集子里顛末添削的文字。
作者編集本身的文集，有的秉持的是必作修正的準繩，感到不修正就對不起學術、對不起讀者。有的則力爭保持原貌，有彌補、修正處，也要用“編校按”之類作出闡明，如裘錫圭在編集其《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時，誇大“編集時，基礎堅持各篇文章原貌。若有需求闡明的題目或應當彌補的材料，普通寫在外加括號拔出文內的‘編按’或附于文末的‘編校追記’中……個體處所對原文作了較年夜修正，已在‘編按’或‘編校追記’中指出”。假如彌補、修正了，卻不作闡明，則讓人有時光紊亂之感。如文末標出了原刊的雜志和時光，但文中援用的卻有此后的論著，這顯然是編集時補充的；更費事的是，現在頒發時，假如有人指責、批駁、商議，日后支出集子中時，改了且不作闡明，那就個人空間讓這些批駁、商議落了空。
普通的文章，特殊是文史方面的論著，改不改、標不標、闡明不闡明，倒也無年夜礙，無非是讓研討學術史的人費事一些，得找原文往查對而已。一些汗青材料假如也以“定本”為根據，就會形成困擾，這等于是把日后“定本”時的看法，當成了現在的看法。
一些主要人物的文集，都應當收拾出書“學術校正版”或“學術研討版”。好比胡適的文集，文章頒發于雜志時，讀者讀到的是雜志上的文字；他編進《胡適文存》后，讀者讀到的是《文存》中的文字。我們此刻研討胡適，就需求將他雜志初刊、支出文集或文集分歧版本的文字，作一匯校，如許才幹為研討任務供給靠得住的資料。